大圣策略马凌：穿行在汉字的密林｜新春阅读

龙行龘龘，龘（dá）字虽不常见，但是一眼望去，就发觉好生厉害：四个字里七条龙！释义为“群龙腾飞的样子”，果然，新春氛围磅礴而来。汉字就是这点好，即便不掌握读音，望文生义，大致不错。全世界的文字基本都从象形开始，但绝大部分转向了表音文字，唯有汉字坚持“立象尽意”，它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法，达成一种特殊效果，每个字有语义大圣策略，有音调，有笔画结构。方块字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内嵌一套传统基因，也对现代信息技术提出了极高要求。2023年上半年，我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看到一架“双鸽牌DHY型中文打字机”；2023年下半年，我在上海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参观，留意到一架“1930年代中文打字机”和一张“中文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照片，我意识到自己尽管每天都在敲打电脑键盘、滑行于手机屏幕，对汉字背后的技术支持机制却相当无知，是时候来一场从汉字现代化维度铺开的读书之旅了。

（一）

西方学者对于汉字的困惑与迷恋由来已久。譬如大哲莱布尼茨早在1707年就表示：“如果能发现汉字的奥秘，我们就能发现分析思维的工具。”2000年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出版《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章“汉字系统”里，他这样褒扬说：“五万多个汉字的中国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发明这样一个形式系统，在其中能够创制总体数量如此庞大而又可一一辨识的单元，应当说是中国人最卓越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为中国的一切创造了数量与复杂性的标准。”他指出，由于采用了偏旁部首、形符音符作为“模件”，人们在设计、使用、记忆不同的字形时有很大方便。根据认知学研究，中国人学习一个新字只需记住几个熟悉的模件在特定组合中的位置，汉字中的模件也有利于眼睛和大脑快速阅读。更重要的是，正是汉字表意符号的性质，使它超越了地方语音和历史变迁等限制。而欧洲的表音符号，在文字中只记录语言短暂的发音，每当一些说特别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他调侃地说：“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换言之，“读不出”不影响“看得懂”，音韵变化和方言习惯，都不影响汉字的含义，“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

［德］雷德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8月版

在西方学者中，对汉字持理解态度的人有过一些，比如卢梭和德里达，但持不理解态度的人显然更多，黑格尔是典型之一，他对表音文字充满厚爱，对汉字充满偏见，认为汉字是科学发展的障碍。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罗伯特·洛根基本沿袭了这一观点，在《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里，他把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归于文字系统的差异。在他看来，汉字过于具象，不够抽象，不具备字母表效应，无助于构建系统的线性和序列的模式，因此影响到科学的昌明。就连一贯维护中国科技文化的李约瑟也赞同说：汉字和汉语是西方人理解中国人思维的最大障碍。

《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加］罗伯特·洛根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版大圣策略

（二）

的确，中西方之间因汉字汉语导致的隔阂罄竹难书，外交翻译的灾难是最为严重的一种。2023年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简体中文版面世，第一次从翻译角度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进行全面研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七百余人访问中国，名义上补祝乾隆八十大寿，实则试图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开放中国贸易市场，这是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触。在“磕头”为代表的礼仪之争背后，英国理解的是“外交”，清廷理解的则是“朝贡”。王宏志指出，翻译造成了龙狮对话中的大量信息误差，“鸡同鸭讲”影响了两国的外交走向。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著

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 2023年6月版

首先，双方正式的翻译人员都不懂英语，英国使团用的是中国人，清廷用的是欧洲人，且他们都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只能通过拉丁文作为中介语言，导致每份文书都有复杂的翻译程序，有拉丁文本、中文本、英文本，乃至法文本，重重转译之中，意义的准确性无从谈起。其次，两国政治与文化有巨大的差异，翻译对此理解不深，对马戛尔尼的目的和乾隆的眼界不能准确把握，翻译时或者过于直接，或者妄加揣测。最后，翻译们的忠诚值得探究，特别是清廷任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如果从宗教立场和本国利益出发，很难谈得上是从中协助还是从中作梗。

于是，马戛尔尼辉煌的头衔——乔治·马戛尔尼子爵阁下、利森诺尔男爵、大不列颠王国枢密院成员、最荣耀的巴斯骑士团骑士、最古老的皇家骑士团白鹰骑士团骑士——都被抹去不译，只剩了皇家学会职务，被表述为“从许多博学人里挑出来一个大博学的人”。马戛尔尼履历里出使俄罗斯、治理东方与西方各大殖民地、任孟加拉总督等信息，也按照常见进贡表文的格式翻译为“他从前办过多少大事，又到俄罗斯国出过差，又管过多少地方办事，又到过小西洋本噶蜡等处属国地方料理过事情”，威严全无。使团精心准备了一件珍贵礼物，系由著名仪器工匠耗费30年时间打造，代表欧洲最新天文学水平，可以显示日食与月食、土星的光环和五颗卫星、月球环绕地球的椭圆不规则轨迹等，名叫“哈氏天体仪”（拉丁文写作Plantarum）。但是使团预备的长篇解说在翻译时内容被大大压缩，名字变得不明所以：“一座大架仔，西音布蜡尼大利翁，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裘（球）之全图，其上之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科学仪器就这样显得像装饰摆件，翻译之“信”，丧失殆尽。

马戛尔尼使团的副史叫斯当东，他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侍童全程随行，在觐见乾隆时，小斯当东表现出色，行了屈膝礼，获得乾隆亲赐的丝织荷包。在使团的700人中，只有这个孩子在认真学中文。长大成人之后他重返中国，1810年将《大清律例》译介到英语世界，也被称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他认为《大清律例》尽管规模庞大，但大体上是由2000个不同汉字组成的。关于“常用字”的这一“发现”，无形中指引了一条汉字现代化的道路。

（三）

如果说互不理解是现实大圣策略，那么争取理解才有未来。技术语言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世纪，排版、电报、速记等文字输入-输出技术迅猛发展，这些技术都是在字母文字的基础上进行构思的。对于格格不入的汉字，逐渐发展出三种解决之道，除了“常用字”之外，另外两个方案是“拼合”和“代码”，拼合是把偏旁部首当成准字母，代码则是用四位数字来对应汉字。1880年前后，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相继问世，它们分别代表声学、光学和文字储存技术的发展，一举打破了活字印刷术长达四个世纪的书写垄断，开启了用“数据流”记录人类记忆的新时代。媒介环境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写有《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对此讨论甚详，他用了许多篇幅写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思想家对打字机的使用和哲思，但是他没考虑到打字机的多样性——“中文打字机”完全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留声机、电影、打字机》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2023年最为惊艳、在朋友圈差不多“人手一册”的书，是美国学者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本书获得2018年费正清奖，2019年列文森奖，豆瓣上有一万四千人想读，千人评分之后，迄今还维持着9.2分的高分，被第一财经选为年度好书，实至名归。简单来说，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在技术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文字中心主义的重重阻碍，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无法适应西式的、建立在字母表基础上的打字机。为了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百多年来汇聚了无数智慧和心血。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墨磊宁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23年1月版

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诞生于1888年，发明人是美国来华传教士谢卫楼，打字机看上去像一台小圆桌，上面密密麻麻排了30圈汉字，4662个汉字按照常用程度分成四个区域，尺寸大约是美式打字机的四倍。谢卫楼的打字机只是概念机，第一款商业化生产的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是周厚坤，在美国第一个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14年他采取了常用字、滚筒、检字杆和桌面的方案，是“没有按键的打字机”。第二年，另一个留学生祁暄发明了拼合活字的中文打字机，包含4200个字符、3个按键以及50000种汉字组合。上海商务印书馆投身于中文打字机的事业，由舒震东加以技术改进，他改用长方形平面字盘，是一台“活字打印机”，在1917年至1934年之间，商务印书馆出售了超过2000台“舒式华文打字机”。此后，美国雷明顿打字机、日本万能式打字机纷纷加入中文打字机的市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此起彼伏。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文打字机制造厂联营所取诸家之长，在1964年研制出中国的标志性打字机：双鸽牌打字机。

本书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是林语堂发明“明快打字机”，从30年代初期到1947年，他呕心沥血完成了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在外观上它与标准的雷明顿打字机或奥利维蒂式打字机出奇地相似，可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打字机，而是将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当操作者在机器前坐下，会看到72个按键，它们被划分为三组：首钮、末钮、数字键。首先，按下首钮键中的一个，从而触发其内部的传动装置和字锟的运动和旋转；之后，在末钮组中再按下一个键，这会触发机器内部进行第二次移动和定位，同时把8个一组的汉字显示在一个小窗口里，林语堂把这个显示框叫作“魔眼”。第三步，操作者只需从由1至8排列的汉字中找到目标字并按下对应的数字键以完成选字过程，随后，这个字便被压印在纸面上。明快打字机因为冷战而没有得到雷明顿等大资本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然而，它预告了如今被称为“输入”的人机交互模式，也就是我们至今还在每天使用的键盘方式。

历史由成功者书写，而失败者提供墨汁。中文电报码、汉字检索系统、中文打字机、自然语言预测、人机交互模式……墨磊宁告诉读者，中文打字机的故事由一系列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构成，即使是里面最成功的发明，也没过多久便湮没无闻。“正是在这些不成熟的推想、短暂的成功和彻底的失败中，我们能最清楚地看到中国所遭遇的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的强度，而且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现代中文语言信息基础架构的物质和符号基础才得以缓慢地、潜移默化地奠定。”

《我的真文字》

徐冰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望mountain 2023年11月版

这一年来，个人穿越汉字的旅行止于徐冰的两件作品。一件作品在浦东美术馆中庭，数千个铝合金制造的“英文方块字”悬垂在漏斗漩涡一般的钢丝结构上；一件在上海图书馆浦东分馆的二楼阅读广场，同样用“英文方块字”书写的“鸟”（BIRD）从书中起飞，在越飞越高的过程中以楷书、隶书、小篆一路变化，向远古的象形文字飞去。在我年轻的时候，徐冰的《天书》代表着对汉字最高级的拼装和最深刻的对抗，在我中年的时候，徐冰的《地书》又以图标回归的方式组织着“新象形文字”。早在1627年，法国人琼·道特在《致国王：为地球上所有人的全球文字建议》中提出，“中文有可能成为国际语言的模式”，徐冰认为，“模式”二字很重要，有可能成为国际语言的并非中文本身，而是以象形为识别依据的新的国际化模式，看起来很美。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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